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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原的兩方印章

 



陳原的兩方印章
 
  當代出版家、語言學家陳原先生在其著作自存本扉頁分別鈐有“界外人”“六根不凈界外人”和“新會陳鐵嘴”的印章。據陳老家屬介紹,這幾方印章非名家所治,是1998年他特意請在杭州西泠印社學過纂刻的外孫姚軍雷所刻。詩言志,歌永言,陳原的這幾方印章反映了他哪些思想和意趣?又透露其什么心跡?
 
  “六根不凈界外人”
 
  香港三聯書店的圖書編輯蔡嘉蘋1995年看到陳原先生翻譯的《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柏遼茲——19世紀的音樂“鬼才”》等三種音樂書,表達其“歡喜雀躍”之情的同時,也傾訴其內心疑惑:“有時覺得您實在很‘奇特’,興趣是‘古典音樂’加‘語言’,多么不相同的兩個領域!”(1995年5月11日致陳原信)
 
  她可能還不太了解,陳原不止耕耘在音樂和語言學領域,他在抗戰時期曾從事地理的通俗化工作,幾年內寫作編譯了十四五本地理書,由中國而及世界,由自然地理而及政治地理、經濟地理。1940年代他就被譽為“多才多藝的人物”:“英、俄、日文均來得一手,編、寫、譯皆屬上乘,文藝、詩歌、史地、政治、經濟各類項都涉及。”(廣東《學習知識》雜志1945年第一期)陳原在翻譯、出版、世界語、國際政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贏得“百科全書式人物”稱號。晚年他卻自稱“界外人”,2000年把隨筆雜感編為《界外人語》,幽默地說:“界外人屬于無界。老而無界不亦樂乎!?無界則無怨無悔,無憂無慮,無索無求。然而徘徊界外,有時不免回界內探頭探腦,張望張望,甚至踩了界,成了踩線人物,正如什么宣傳隊所謂:推一推就出界,拉一拉就入界。因此我這個界外人是六根不凈界外人。”
 
  “界”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界里界外有時不容易區分,以陳原的畢生成就和貢獻,稱他為“跨界者”也許更恰當。
 
  陳原最早的跨界,當是棄理從文。1938年從中山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國難當頭,他毅然放棄有穩定收入的工程師職位,轉而從事居無定所的抗日救亡宣傳。1939年在桂林加入新知書店后,編書編刊之余,辛勤地耕耘在創作、翻譯等領域,貫穿始終的是救亡和啟蒙主題,陸續出版了《中國地理基礎教程》《蘇聯的電影戲劇與音樂》《現代世界地理之話》《平民世紀的開拓者》等十余部作品。翻譯也成績斐然,涉及詩歌、戲劇、小說、傳記、音樂、政論等門類:《1918年的列寧》(后據此改編為電影《列寧在1918》)和《新生命的脈搏在跳動》(另譯本名《波蘭烽火抒情》)《蘇聯名歌集》《巴爾扎克諷刺小說集》《莫斯科性格》《金元文化山夢游記》《我的音樂生活》《新歐洲》等,因此鄭振鐸稱他是“兩棲類”,指他時而弄弄虛構的,時而弄弄非虛構的。1949年后,陳原走上出版管理崗位,先后在三聯書店、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書店、人民出版社、文化部出版局擔任領導工作,同時兼及文字改革活動和世界語活動。跨界塑造了他“博而雜”的形象,拓展了他的人生視野,他以多元開放的心態汲取新知識新觀念新方法,得到寬廣豐厚的文化滋養,也達到同時代出版家難以企及的廣度和厚度。
 
  對陳原在創作翻譯領域的最大肯定,莫過于體制內的身份認同。1979年10月,他以作家身份參加第四次全國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親身經歷了1978年后文藝界撥亂反正的解凍時刻,那是令他驕傲和自豪的經歷。會后,他與作家黃秋耘一同在商務印書館分享參加這一盛會的感想和收獲。之后,他不得不跨出文學界,致力于出版尤其是國家辭書規劃和編纂工作,他負責《辭源》的修訂工作,擔任《漢語大詞典》《漢譯大字典》等多部國家重點辭書的學術顧問,主持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計劃,主編“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雜志”的《讀書》。《人和書》《書和人和我》是他在繁重的行政事務之余的額外收獲。1984年,陳原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85年改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這是他又一次跨界——他廣泛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對社會語言學和漢語規范化、術語標準化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和開拓性建設工作。所著《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和《在語詞的密林里》都深受讀者喜愛。直到晚年,他回歸散文創作,出版《黃昏人語》《重返語詞密林》等隨筆集,以語言尖銳潑辣、思想深刻睿智而獲得贊譽。
 
  陳原的“界外人”稱號,蘊蓄有多層次的思想感情,不同讀者會讀出別樣的滋味。出版家李冰封致信陳原,他讀《界外人語》“開闊了眼界,實在獲益不小”;沈昌文則把“界外人語”看作是陳原自居在某一學界之外的謙詞,同時表達了一種文化宗旨和主張,認為“他所關注的受眾,界內之外更重界外。這種善念可以解釋為‘群眾路線’的體現”,更廣泛地說還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精神的發揚。香港出版家陳萬雄認為陳原年逾八十,歷盡磨煉滄桑,仍然叨念“理想、樂觀、進取、人道、激情、希望、奉獻”和“語言夢”等美好價值,從中讀出“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林道群稱贊陳原的書中有人,“隨意和開懷成為先生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象征”。足見“界外人”之“六根不凈”的本質內涵,有對歷史、對人生的徹悟和關懷。
 
  “新會陳鐵嘴”
 
  陳原自述“新會陳鐵嘴”的雅號是他能預言事情,且總能言中,他是廣東新會人,故大家皆呼他“新會陳鐵嘴”。
 
  鐵嘴,一是比喻能言善辯的人;二是稱算命極準的人。我把他理解為能言善辯者。
 
  陳原是出版界出名的演講者,從1977年到2001年,他在各種場合發表的各類演講難以細數。其演講有工作報告、學術報告、知識講座等,涉及主題有語言學、編輯出版和辭書編纂、世界語。他的多部著作皆由演講稿結集而成。《社會語言學論叢》收錄了1981—1986年演講記錄和報告提綱;《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是1988年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系之約給社會語言學碩士研究生做的系列演講;《語言和人》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社會語言學的演講,《變異與應變》是1991年在香港作的語文教育講座,《總編輯斷想》是1993年應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李祖澤總裁之邀給出版機構“老總”作的演講。
 
  從時長來說,陳原最著名的一次報告長達七個小時。1977年11月,他代表國家出版局《辭源》修訂工作領導小組在長沙舉行的《辭源》修訂協作會上,對辭書界受到的鉗制作了徹底的清算,提出了辭書編纂工作撥亂反正的要求,這一講話在出版界和辭書界廣為傳播。而內容精彩、信息量大的報告,當推1979年7月陳原訪英歸來,受代表團委托在北京舉辦500多人參加的大型報告《訪英觀感》,他在報告中傳播的異域思潮和開放之聲,醒人耳目,發人思索,多家媒體刊載,2004年《出版史料》雜志在陳原去世之際重新刊發,以示紀念。

  因為陳原在出版界、語言學界和世界語界的領導者身份,多次出國考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如1981年率領中國作家翻譯家代表團訪美,1984參加莫斯科國際書展,1984年參加第二十二屆國際出版家大會,考察加拿大術語信息庫。他回國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作學術報告或專題演講,參與并見證了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歷程。而關于語言與社會生活、語言的污染與凈化、編輯的自我修養等主題報告,都是產生持續影響力的演講。1998年新聞出版署組織陳原八十誕辰報告會,他別開生面地做了“迎接信息時代的挑戰”演講,《光明日報》予以報道:“他的報告和他,是一個示范:一個高層次出版工作者應如何不斷追求、創新,活到老,學到老,永葆學術青春。”2000年7月,陳原只身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參加國際第八十五屆世界語大會,回來后在商務印書館作“圓夢”為主題的演講,大受青年人歡迎。
 
  陳原的演講不僅內容新鮮,而且他率先借鑒西方學術報告活潑輕松的方式,“講一小時,提問一小時的‘洋’習慣”,提倡廢棄填鴨式報告。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出版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版權問題五花八門,陳原應邀舉辦版權知識講座,當場收到50多個提問的字條,他深入淺出地作出解答,對癥下藥,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出版工作》雜志將這些問題和解答分期刊登,便于更多的出版工作者學習借鑒。
 
  演講的魅力在于現場感和參與感。陳原1997年在香港作有關張元濟的演講時,提到他最佩服的兩篇演講,一是魯迅1927年7月23日在廣州作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是周谷城1988年5月4日在北大講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他說這兩篇演講都把人講活了——講者和被講者,好像都在你眼前。他認為,演講不像寫文章,要講得實實在在,還要風趣,把講的人自己也嵌到里面去,這才能讓聽眾獲得印象,至少不會打瞌睡。要達到那樣的程度——全局在胸,人物和事件通通爛熟,加上自己的實感和推斷,把人講活,就很不容易做到。有此感悟,他在演講或報告中做到旁征博引,言中有物。1980年他作為《漢語大詞典》的學術顧問先后作三次報告,尤其是閉幕式上,“先講一段官話,然后講一段空話,最后再講一段廢話”,貼近現實,生動風趣,警句頻出。出版史家方厚樞回憶,那次報告“在半個小時內就獲得全場人員八次大笑和熱烈鼓掌,會場的氣氛十分活躍”。程三國回憶,他1997年6月有幸在上海聽過陳原關于“中國出版:傳統與現代化”學術演講,“從來沒有見過陳原老這么有風度的老人,站著,腳那么交叉著。他講當年張元濟怎么經營,他怎么經營”。

  視陳原為“啟蒙導師”的陳萬雄回憶,他1980年進入出版界聽到的第一次演講,就是陳原的訪港演講,這次演講開闊了他對出版的認識,也是與陳老成為忘年交之始。1980年6月底,陳原率領出版代表團到香港考察訪問,是1978年后第一個訪港的代表團,陳原在香港美麗華大酒店舉行的盛大招待會上作了一小時演講,到會者有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數百人,極一時之盛。陳萬雄說這是他個人體驗到的一場少見的精彩演講:“充實的內容,豐富的學識,懇切摯誠而不亢不卑的態度,幽默動人的講演才能,不僅令招待會很成功,甚至可以說,這是中國內地與香港一次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其后陳原老與香港文化學術界長期惺惺相惜的開始。”曾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的趙斌表示,他于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陳原關于編制長期出書規劃的講話后非常震撼,從此“知道了應該怎樣當總編輯”,深深地影響他以后做出版工作的價值觀。
 
  在潘耀明印象中,陳原先生來香港講學時已是耄耋之齡的人了,但精神矍鑠,步履輕快,笑聲爽朗,生理狀況及心理狀態都很健旺,一點看不到老人征狀。此言非虛。陳原1997年10月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百年館慶舉辦的“21世紀資訊時代的文化與社會”系列學術講座上,作了《中國語言文字面向21世紀》的演講。做系列演講的還有世界著名的數學家丘成桐,主講中國數學在21世紀的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教授主講物理學,何炳棣教授主講中國歷史,都得到香港教育文化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積極反應。陳原能在普通話和粵語、英語之間自由轉換,古典廣東音加普通話詞匯,令聽眾呼為“粵語的活化石”。
 
  作為語言學家,陳原從語言與信息的關系來理解演講的“信息反饋”意義。他說,發表文章只能是單向的信息流,而演講卻是雙向的信息活動。聽眾的表情和眼神,聽眾的掌聲,聽眾的厭倦,聽眾的笑聲或竊竊私語,甚至使報告人多少感到困惑的提問,所有從聽眾發出的聲音、姿態和語言,都是非常有益、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信息反饋。因此,他演講時總能與聽眾建立一個獨特的“場”,令大家屏息靜坐,講者與聽者從容對接,在反饋交流中享受其獨特經驗。經常聽陳原用世界語做報告的中華世界語協會原會長譚秀珠撰文說,陳原的世界語表達像母語一樣自如,他的語言幽默機智,不是照本宣科,“從他回答聽眾問題,與聽眾的互動中看到他的博學和駕馭語言的能力,他能吸引全場的注意力,并能使嚴肅的學術討論變得異常活躍和輕松”。
 
  陳原最后一次演講,是2001年9月4日在商務印書館作的“《辭源》三主編”報告,借悼念8月6日去世的黃秋耘,追懷劉葉秋、吳澤炎和黃秋耘三位主編修訂《辭源》的巨大貢獻。但這樣一位能言善辯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時光卻飽受不能言語之苦,思之令人唏噓不已。
睹印思人,忽然想起有人說,聲音隨風飄逝,文字壽于金石。其然乎?豈其然乎?
 
  來源:文匯報 
  作者:于淑敏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14/c404063-31397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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