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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學》2019年專題綜述

七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民族文學》201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題綜述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中國2019年的大事,為此,《民族文學》特設全年主題專欄,并推出第九期、第十期兩個專號。這些專欄專號作品,聚焦了少數民族70年來最值得關注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尤其可貴的是,它們并不因“慶祝”的主題而流于浮泛的歌頌,在文學品位和內容的廣度、思想的深度、干預生活的力度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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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過得怎么樣?即貧富問題,是一個首先應該關心的問題,也是一切關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老少邊窮”這個特定詞匯,就可以知道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所以,2019年《民族文學》“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欄的首要內容,就是扶貧問題。寫得最好的,也集中在這一主題上。事實上,這一主題也是《民族文學》一以貫之地關注的重點。可以說,再沒有哪一本文學刊物,像《民族文學》這樣執著地關注民生疾苦問題。
 
  向本貴(苗族)的小說《上坡好個秋》(6期)、呂翼(彝族)的小說《馬腹村的事》(7期),王蕾(黎族)的散文《什榮:你不再遙遠》(3期)、彭愫英(白族)的散文《追夢高黎貢山》(3期)、劉曉平(土家族)的散文《高山上的花園》(9期),許敏(壯族)的散文《“廣西了不得!”》(11期),都是寫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問題。
 
  向本貴的《上坡好個秋》,有一種久違的趙樹理風格,非常接地氣。它幾乎囊括了當下農村扶貧中會遇到的所有問題。
 
  張興祥是單位的主要領導,原本是不會下鄉扶貧的,只因市里對有扶貧任務的單位提出了硬標準的考核要求,他才來到了對口扶貧村上坡村。上坡村的村支書和村主任是王成旺一人兼任的,其他村干部都進城打工了,村里只剩他一人主政。張興祥一來就了解上坡村的人口、田地、收入、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和貧困戶的建檔立卡等,王成旺只有一句話:上坡村的事情很難辦。張興祥的工作目標首先是摘掉村里六個特困戶的貧窮帽子,同時對其他的困難戶重點扶持。馬上就有一個需要攻堅脫貧的特困戶劉生原找上門來了。劉生原是一個長得有模有樣的小伙子,卻油頭滑腦好吃懶做,只因娶不上媳婦,扶貧要求是:給我找個老婆。這是一個讓人想起趙樹理筆下的“小腿疼”“吃不飽”之類的人物,這樣的人物農村幾乎世世代代都有,俗稱懶漢二流子。但劉生原這種新型懶漢二流子的產生,又帶著新的時代特點。他去城里打工被騙,拿不到工錢;回來在鎮上打工并談上戀愛,但女孩父母要十五萬彩禮錢,他拿不起;而且彩禮行情見漲,從十五萬到二十萬、二十五萬……他永遠追不上;最終,他破罐子破摔了。許多農村姑娘進城打工后不再回來,留在農村的姑娘以稀為貴,農村小伙娶妻難,這是一個普遍問題。農村流傳八大怪,光棍多就是其中一怪。還有一怪是:扶貧物資下鄉來,懶漢比誰跑得快。因為生活無望,人的自尊度就大大降低了。對此,王成旺都有牢騷:“扶貧工作有百利但也有一個不足。要我說,扶貧但決不能扶懶。沒飯吃讓他們餓死,沒衣穿讓他們凍死。如今的好政策嬌慣出來的毛病,還有臉要你扶貧工作隊給他找老婆。”但張興祥沒有這么簡單看待問題,他試圖走近劉生原,從根子上解決他的貧困問題。他把戀愛時老婆織的毛衣送給劉生原穿,他在劉生原夜里作惡學雞叫時來到他臭氣烘烘的家,鉆進他臭氣烘烘的被窩,與他零距離交流。當他聽到劉生原說“只要是女人,跛腳的瞎眼的我都要”“我討女人只要能睡覺,能生孩子,就心滿意足了”時,“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還有一種隱隱的疼痛”。他是帶著感情來的,他是用心在扶貧。因此,當張興祥帶領村民選擇脫貧致富項目,造冊登記扶持資金時,劉生原頭一次沒有搗亂鬧事上訪。王成旺豎起大拇指說,“這樣的事情,只有你張干部做得到,去年縣里來的那個女干部,看見劉生原就把鼻子捂起來了。你張干部是我們農民群眾的貼心人,上坡村真要在你的手里變了樣子,大家都會記著你的恩情。”
 
  王成旺說的女干部,是一個文化局的年輕女干部,能說會道,還會寫錦繡文章,可是,在上坡村待了半個月就不肯再來了,年底縣里驗收,“五改三整”不合格,“二精準”根本沒有做,挨了批,最后哭著回去的。扶貧絕不是做做樣子,而是必須撲下身子去干工作,比如張興祥所做的:先是帶著六戶特困戶和部分困難戶參觀鄰村的養殖大戶,桃梨果園和大棚蔬菜,過后又從市里請來幾個技術人員講大棚蔬菜的種植技術,桃梨果木的栽培和管理,家禽家畜的科學喂養,最終才定下來兩戶人家準備辦果園,兩戶人家準備辦養豬場,一戶人家準備種大棚蔬菜,一戶人家準備養蜜蜂。張興祥為第一特困戶劉生原所做的,更是根本性地改變其人生軌跡:他通過自己的關系,在一位老板的公司為劉生原解決了就業,進而解決了他的“光棍”問題,劉生原就再也不可能是一個懶漢二流子了。果然是倉廩實而后知禮儀。
 
  張興祥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但確實是一個求真務實的扶貧干部。張興祥在王成旺家搭伙,他對王成旺老婆說:“不要把我當成市里來的扶貧干部,就當是你們家的親戚,有什么話就對我說,有什么事就叫我一聲。”王成旺說:“扶貧干部有三怕,一怕對口扶持戶不配合,二怕上面來人檢查,三怕精準扶貧變成精準填表。”但是,只要有了張興祥這樣的心貼心做實事的態度,還何怕之有呢?張興祥對于農村問題還有更深的思考,而且希望更多的人參與進來,當王成旺抱怨一些專家教授不夠實事求是隨意指點時,張興祥衷心希望:我們的專家教授,不但要心想著農村和農民,還要放下身段,到農村來,到農民群眾中來,走一走,看一看,甚至生活一些日子,是一定會給農民群眾提出更多有益的、實用的,還能見效快的建議的吧。——可見其心切。這也是作者對于解決農村問題的一片拳拳之心。
 
  《上坡好個秋》的語言也非常貼近鄉土。比如,寫張興祥作為單位主官卻下來扶貧的原因:有扶貧任務的單位格外地緊毛了。寫鄒桂花在夏日農田里:一副汗爬水流的樣子。“緊毛”“ 汗爬水流”,這都是當地語言,能迅速把讀者帶到上坡村的語境里去。再比如,上坡村的農民趙成啟因過失致人死命而去服刑時,所做的事就是在西湖農場挑大糞桶,于是,上坡村人就用“去西湖農場挑大糞桶”來代指犯法服刑這件事了,頗具趙樹理的農民式的幽默。

  呂翼的《馬腹村的事》中的主人公是馬腹村的扶貧隊長澤林。與張興祥不同,澤林在原單位省住建局只是一個看圖、查資料、寫文件的普通干部,單位要有一位干部下村掛任扶貧隊長,澤林是正科級,他所在的那個處即將有一個副處級位置空出來,澤林最適合,但廳里分管扶貧的領導找他談話說,提拔得有基層工作的經歷,于是澤林就來到了馬腹村。澤林覺得此地民風淳樸,自然環境比大城市好,自己有機會過過新生活,挺不錯的。問題自然是有,但澤林用積極態度去應對,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成績,出山公路修成,他也不要村民們宰羊跳舞放鞭炮感謝,他原本就是一個低調的人,當前清風正氣的形勢更使他杜絕奢靡之風。
 
  在為村民籌建新房的問題上,澤林遇到了困難:一個叫爾坡的村民不配合。爾坡的祖上曾是馬腹村的頭人,所以他家的宅子曾經很顯赫,但年久失修,即將毀于一旦。爾坡高中畢業后外出打工,只有結婚時匆匆忙忙回來過一次,婚禮沒辦成,他一去不復返。根據一些跡象,爾坡似乎又曾經回來過。金沙江邊的風俗是要在堂屋正面的墻上懸掛祖先的靈筒,靈筒只能守在老屋,不然,魂不守舍,祖先回不來。仙逝的人有三個靈魂:一魂歸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靈筒。駐守在靈筒的,須供在老家的正堂屋,和家人在一起,不能帶走。爾坡祖先的大靈筒旁邊掛的小靈筒,是爾坡的。活著的成年男人也有靈魂,外出就得掛。沒有子嗣掛外面,有了子嗣就移進來。爾坡家的小靈筒移進堂屋了,由此推斷,爾坡是回來過,而且已經有了孩子。金沙江邊的人非常注重靈魂的歸宿,作惡者的靈筒是不能進堂屋的,高尚者和貢獻多者,靈筒則可以掛得高一些。
 
  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小說把爾坡婚禮未成的原因隱下不表,只寫爾坡的神龍見首不見尾,故意失聯,偶爾聯系上一次也是神秘不吐真言,所以,村里不知他究竟是落魄還是發達。根據他自己提供的落魄狀況,澤林把他上報為建檔立卡戶,每月給他往銀行卡發放政府補助。現在,澤林申請把他家的房子列入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修繕,對本地發展旅游產業也有利。建房的政策是自己建房為主,政府幫助為輔,因此,必須找到他。但村主任木惹跟爾坡有過節,只有澤林親自去找。
 
  澤林在省城的爛尾樓見到了爾坡,爾坡說自己的血汗工錢都葬在這里了,自己一無所有,也只有棲身在這里。看著爾坡近似于“討口”的生活,“澤林心里一酸,差點兒流出眼淚。”他馬上原諒了爾坡此前的撒謊。恰好此時,澤林的兒子打電話來了。原來澤林的家庭也有一系列的問題:他的妻子季老師是省城小學老師,家里都是季老師在操心。兒子大學畢業后一直在參加入職考試,二十七八歲還沒考到合適的崗位,沒有收入。澤林是個知足常樂的人,妻子卻更為家庭的未來著想,她做了一筆投資,結果被騙;捉襟見肘為兒子買房,結果成了爛尾樓。因此,她的精神幾近崩潰,兒子打電話來就是讓澤林關心妻子的狀況。澤林不僅尊重金沙江邊人的信仰,他自己也有樸素的信仰或者說做人的原則:他向善、誠懇、認真。不拿不該拿的,不吃不該吃的,不去不該去的,是他的準則。所以,他是一個清貧的人。在投資買房這樣的事上,澤林是被動的,當妻子為房子的首付找他時,他正在馬腹村為村民建房的事進行實地考察,他拿不出錢,只能打開視頻聊天,讓妻子看那些快要倒塌的老屋,說:“他們的生活,比我們難多了。”但這并不能平衡妻子的心理,她說:“貧困戶房子破了,有人管。我的破了,誰來管?兒子找不到工作,誰來管?”這是一個扶貧干部妻子的心聲。作為一篇扶貧主題的小說,《馬腹村的事》沒有回避扶貧干部本身的困難,可以說,扶貧的人本身也需要被“扶貧”。
 
  扶貧干部盡管自身物質匱乏,卻仍然要拿出心力熱力來使扶貧對象脫貧,其精神就更加升華而觸動人心。
 
  這篇小說的構思精巧處在于,澤林當時所處的,正是自己家買的爛尾樓。他為村民建新房而辛苦追蹤爾坡,相見處卻正是自己家的爛尾樓。爾坡聽著澤林跟兒子的電話,心里五味雜陳。“他一直以為,這些所謂吃國家飯的人,有吃不完的飯,用不完的錢,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想不到,他們也有他們的疼。他們為了房,為了生活,居然也會不快樂。”
 
  澤林打完電話,與爾坡一起燒火烤土豆吃,兩人邊吃邊聊,心理距離終于拉近。爾坡講自己打工的辛酸,也講對馬腹村人的失望,包括把他家的房子用來做牛廄。他還認為,木惹一直在整他。澤林一一給他澄清誤會,并給他看縣上發的“關于馬腹村頭人文物保護單位核準的通知”。澤林說:“這下,你祖上留下的房子,修繕、管理就不是你個人的事,是國家的事,是馬腹村的事。經費呀什么的,不用你操心了。”爾坡向澤林深深鞠躬道謝:“對不起啦,我們山里長大的人,就是有個小脾氣。如果連祖先的靈筒都沒有置放的地方,那就真的要完蛋了。澤林隊長,你這樣幫助我,我代表祖先謝謝你!”兩人靠著水泥墩子烤著火,坐了一夜聊了一夜,臨走時,自家已經很困難的澤林,還掏出兩百塊錢遞給爾坡,讓他買米買厚棉被,爾坡接過那滾燙的錢,眼睛紅了,心里酸了,澤林眼眶也濕了。
 
  無獨有偶,《上坡好個秋》中,也有一個扶貧干部與扶貧對象深夜促膝交談的情節。扶貧干部怎樣深入扶貧對象的心?怎樣算是同甘共苦從而把扶貧工作做好?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示例。感化是要用心的,溫暖是要用行動的,這樣的情節、這樣的動作,是扶貧工作真正做到家的最好體現。美國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著的《貧窮的本質》一書中寫:“扶貧政策方面充斥著立竿見影的泡沫,事實證明這一點兒也不奇怪。要想取得進展,我們必須擯棄將窮人貶低為固定形象的習慣,花點兒時間真正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包括這種生活中的復雜和多彩。”這兩篇小說中的兩位扶貧干部所做的,無疑就是這樣的事情。

  在澤林的感化下,爾坡回到了馬腹村,留下了據說是借來的三十萬,讓村里把自己家的房子按村民活動場所的標準來建。房子修好后,爾坡帶著老婆回來了。原來這些年在外,他們早已奮斗成功,做了公司老板,之所以裝窮不回來,是因為對馬腹村失望。爾坡當年娶妻時,說好借木惹家的房子做新房,木惹老婆臨時拒絕,使爾坡背著老婆無處安放,惹怒岳父家。他從此對馬腹村結下仇恨,再不回來。他的裝窮,其實是對馬腹村人感情的考驗。金沙江邊的人們,耿直好義重榮譽,但固執起來,九頭牛也拉不回,容易結冤家,一結就是世代為仇。當然,重仇的人必然也會重義。這一次爾坡回來,木惹媳婦重新幫他補辦婚禮,仇怨消泯,爾坡慷慨地貢獻出自家宅子做村民活動室。這個花好月圓的結果,就是扶貧干部澤林所有苦心孤詣的努力的最好回報和肯定。
 
  《馬腹村的事》不僅寫了扶貧干部的難,也寫了村干部的難。馬腹村的村主任木惹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早些年的村干部,當的是頭人,是真正的領導,一呼百應,利益不算少。現在不行了,要求嚴,規矩多。當的哪是頭人?是孫子!稍不注意,還會惹火燒身。利益?根本就談不上。機關每天上八小時的班,可村干部不止,眼睛一睜開,就開始辦事。晚上回家,水沒有喝上一口,又有人找上門來。夜里躺下了,門還有人敲,院子里的狗還在叫。
 
  先前村里的干部,在家里就能辦公,還可以種地,可以養牲口,可以做生意,吆五喝六、劃拳吃酒也不是沒有過。現在不行了,現在村委會才是家,天天有任務,時時要迎接檢查。

  待遇呢,少得可憐,一個月一千多塊錢……家里地種荒了,牲口少了,有點兒土特產也沒有時間送出山去賣,家庭經濟日漸蕭條。
 
  所以,木惹的媳婦家里地里一肩挑,無法忍受了,滿肚子怨氣,木惹回家看到的是冷臉。木惹也受不了了,去辭職。鄉領導下鄉回來還一身泥,說:“天底下所有有責任心的干部,都累。誰不累?上級來調研過幾次了,說不準很快就會有村干部轉正的政策。建議你考慮考慮。”但是兩年過去,轉正還是沒消息,木惹又想辭職。到村口,被族里老者攔住指著鼻子說:“想當年,我馬腹村的漢子,如果戰死在疆場,是要檢查傷口的!”這話的重量,當地人明白。數千年的金沙江畔械斗不斷,戰死要驗傷口。傷口在前,是迎敵而上死的,家族驕傲,隆重祭奠。傷口在后,那是逃兵,死了也要尸陳荒野,靈筒不能進堂屋。聽了這番重話,木惹不可能再退縮。
 
  這是轉變作風后農村干部的現狀,也是當前良好風氣的縮影,村干部雖然委屈,老百姓卻是欣慰的。
 
  《馬腹村的事》極具地方特色,既寫了金沙江畔的民風民俗,也寫了金沙江畔人的靈魂底色,而且,還運用了大量的金沙江畔的諺語,比如,勇敢的人穿虎皮,懶惰的人蹲火塘。獵犬有志,不舔別人的洗臉水;窮人有志,不吃富人的剩菜飯。這些金沙江邊的諺語,也是千百年來這一方人的精神風骨的概括。
 
  《上坡好個秋》與《馬腹村的事》這兩篇小說,是對扶貧工作的深度反映,是作者深入生活的產物,其內容雖為虛構,但因生活肌理的細密扎實,甚至使文學的藝術化都顯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讀完這兩篇小說,對于扶貧干部的工作與生活,差不多體驗了一遍;對于農村扶貧內容的明暗短長雜七雜八,也有了一個基本了解;對于農村的出路與希望何在,也會引發長久的思考。文學對于現實的反映、對于社會生活的干預,莫過于此了。
 
  扶貧是一個時代話題,也是一個文學主題,但它并非想當然地送送扶貧物資那么簡單,每一個關心民生疾苦的人(包括作家、評論家)都應該追問一句:當我們談論扶貧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貧窮的本質》是一本關注全球貧窮問題的書,它關于貧窮的某些流行觀點,比如,援助越多,窮人的依賴性越強,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都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力求得出可靠的結論,中國也是兩位作者考察的18個國家之一。該書認為,扶貧政策失敗的原因,在于人們對于貧窮的理解不夠深刻,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當然,中國的扶貧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政策,自有不同之處,但思考與行動,是任何扶貧中都需要的,《上坡好個秋》與《馬腹村的事》這兩篇小說的誕生,無疑是思考與行動的一部分。《貧窮的本質》一書認為,一個也許早已很普遍但正確的信息,一旦傳遞并被他們接受,其效果可遠遠高于捐錢或者捐物。《上坡好個秋》中,張興祥帶著扶貧對象參觀養殖大戶,請技術人員傳授蔬菜種植技術等,都是在提供一種有益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窮人的短視,保證其可持續發展。文學反映是實踐探索的延展和深化,當下中國,需要《上坡好個秋》《馬腹村的事》這樣的“中國故事”。
 
  彭愫英(白族)的散文《追夢高黎貢山》(3期)也是寫扶貧問題,但更大關注點放在致富而非脫貧上,以優美詩意的語言,描寫了怒江州扶貧攻堅中出現的致富典型袁開友的美好生活,使扶貧話題上的沉重感一掃而光。
 
  少數民族地區重要的現實問題,除了扶貧,就是教育了,魯玉梅(土族)的《藏鄉教師陳廷英》(3期)、姚靜(彝族)《留在山頭的光陰》(3期)兩篇散文,都是寫貧困地區的教育。《留在山頭的光陰》專門寫2006年推出的針對西部地區及貧困地區進行的特崗教師政策,又叫“特崗計劃”, 可以說是“教育扶貧”。
 
  當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在關切鄉村的貧瘠問題時,凌春杰(土家族)在小說《指揮一座山》(9期)中,寫出了一個“不匱乏的鄉村”,它提亮了作為扶貧對象而存在的鄉村,其表達也更有文學上的升華意味,令人耳目一新。凌春杰對于農村問題的思索顯然更具創新性,當農村人大量涌向城市以致農村空心化成為一種普遍焦慮時,凌春杰以逆向的當然也是假設性、探索性的思維,一反當前普遍存在的人口流動的方向,讓到過城市、且不無成功的農村人回歸農村。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拔河中,凌春杰站在農村文明這邊,努力尋找和凸顯農村生活的可取與可貴,比如天高地闊生態宜人安寧舒緩等。主人公張良回到村子后,開了個百貨店,生活無虞,同時還能陪伴年邁的母親。對于農村生活的寂寞,凌春杰也為張良找到了排解之法:用唱歌軟件錄歌,發到平臺上去,打人氣榜。這不僅自娛自樂,還讓他交到了朋友,精神情感上都有了寄托。雖然周圍很難找到合適的姑娘,但遠方的姑娘在他心里,也是幸福的。歌曲參與打榜的同時,他也把家鄉風物發上去,讓外面的人知道自己的家鄉,喜歡自己的家鄉,來到自己的家鄉。“指揮一座山”,就是像一個音樂指揮家一樣,指揮山間的霧靄流嵐起伏起舞,一種浪漫瑰麗的想象。山間萬物被激活,鄉村也就被激活,人們的鄉村向往也就被激活,新的鄉村想象就應運而生。這,是出于對一片熱土的極度熱愛和惜護。
 
  凌春杰肯定鄉村生活的價值,肯定“歸田園居”的生活走向,對于鄉村的出路,也做了一些設身處地的探討,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和可行性,這種思考是有一定突破性意義的。身為一個鄉村走出來的孩子,這種探討可能也是出于對當下普遍唱衰鄉村的不甘和反駁,是對“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的一種鼓舞性的回擊。從長久的意義上來看,農村出路的探討,可能比扶貧還有建設性意義,這也是這篇小說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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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當然少不了革命題材的作品,那既是“卻顧所來徑”,也是試看當代風流。這類作品分虛構和非虛構兩類,虛構類有小說《一顆黑豌豆》《旋轉的世界》《生死無界》《還魂草》,非虛構類有《生是為中國 死是為中國——劉伯堅罹難記》《平安繡》《落葉掩埋住的青春》等。
 
  吉米平階(藏族)的小說《一顆黑豌豆》(10期),寫已屆暮年的一對老革命夫婦,時時穿越到革命戰爭年代,與解放西藏時犧牲的戰友們相遇,逝去年代的故事由此展開。現在,物質生活已是如此富足,甚至富足到令人不安,可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有多少戰友餓死了,只需幾顆黑豌豆而已,他們就可以活下來,可是,他們就是缺少那幾顆黑豌豆。革命年代的物質匱乏與精神的剛勁相對照,革命年代的物質匱乏與今天的物質富足也形成對照,而隱含的對照則是:今天的物質富足與精神狀況的對照如何?這是一個問號,也是一個警醒,如一顆黑豌豆一樣,時時頑強地提示著人們:不要忘記我們是怎樣走來的!小說細密書寫革命年代的滾熱的戰友情意,包括人與小青馬,都是戰友之間的手足之情。所以,逝去的并沒有消失,他們永遠與戰友一起活著,活在他們的靈魂中,活到他們的暮年,然后一起蒼老。同時,逝去的人對于活著的人,終生都在施行一種無形的監督,使他們慎獨,使他們保持著內心的警醒,使他們不會變質。這一顆黑豌豆,就像一顆子彈,深深地嵌在主人公的靈魂中。吉米平階還進行了藝術上的可貴探索,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使《一顆黑豌豆》在小說藝術上得到提升,尤其在革命題材的歷史敘事中,別具一格,不同凡俗。
 
  益希單增(藏族)的小說《旋轉的世界》(10期)寫西藏的民主改革,屬于“西藏往事”的敘事范疇。它以扎實的史料打底,以對人物內心的細膩反映,以及對舊西藏各階層人的心態的精準把控,使小說在沿著歷史線索推進時絲毫沒有“拘于史實”的乏味感和局限感,使讀者的閱讀注意力始終跟著小說行進,因而在同類題材小說中獲得超優的審美感受和閱讀滿足。

  楊莉(白族)的小說《生死無界》(8期),寫一個為戰友守墓的人,尋找戰友李忠的故事。守墓人,守的是戰友情,是自己靈魂的忠義。然而他去尋找李忠的過程卻蹊蹺不已——李忠居然是一個在故鄉不存在的人。最終謎底揭開,原來在家鄉他不叫李忠,他叫王連中,改叫李忠是因為過繼給了一個李姓人家。其實,第一次尋找時遇見的瘋女人,就是李忠即王連中的女人。唯獨她,肯定有一個李忠的存在,卻只是被當作瘋話。他們的孩子四歲時死了,女人覺得愧對李忠,瘋了,所以,沒人知道李忠是誰了。這個故事幾乎是因敘述策略而成立的,小說設置了一個圈套,解套的過程撐起了小說的張力。最終,守墓人把女人帶回墓園,并娶了她,從此共同守著墓中的戰友們,墓里墓外,生死無界。
 
  非虛構類的作品有:那家倫(白族)的散文《我們永遠向太陽》(4期),寫1950年昆明學生參軍,隨著共和國歡快成長的激情歲月。蘇長仙(壯族)的散文《放歌右江“小平號”》(8期)寫百色精神、右江靈魂的革命傳承。陶永喜(苗族)的報告文學《硝煙散去忠魂在——“三大戰役”主題采訪紀實》(9期),寫作者對三大戰役發生地的實地走訪考察,復活往昔崢嶸歲月。胥得意(蒙古族)的《落葉掩埋住的青春》(12期)則寫森林武警這支業已退出軍隊行列的光榮部隊的一個分支——大興安嶺奇乾消防隊的隊員們的苦樂人生,他們不避艱苦,苦中作樂,堅守著那絕世的營盤,那隱藏在大興安嶺深處的傳奇。
 
  卜谷(滿族)的中篇紀實《生是為中國 死是為中國——劉伯堅罹難記》(5期),寫劉伯堅1935年從被俘到犧牲的過程。作者具備很強的紀實基本功,參考了大量檔案資料,訪問了劉伯堅的很多后人和相關研究人員,嚴謹翔實,深入人物內心,是有靈魂的革命書寫。同時,又有著語言的重量和表達的厚度,鏗鏘得令人心痛和動容,“于未來,他曾無數次憧憬過夢幻般的幸福團聚。如今,卻不得不直面毀滅。既然身陷囹圄,縱有九十九個生的選擇,為了一個理由——信念,他毅然選擇死亡。”從容赴死是因為胸中有堅定信念,這樣誠懇的表述,從容地彰顯了信念的力量,是主旋律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劉青梅(土家族)的《平安繡》(5期)寫嬸嬸的故事,一個土家族“紅嫂”的故事。這其實也是所有為革命奉獻的女性的故事,是地母般博大深厚的愛情和母性的故事。土家族女人出嫁時要帶繡花絲帕到婆家給自己深愛的男人,這絲帕的含義就是愛情的分量。但是,叔叔犧牲后,嬸嬸依然在繡著,為叔叔的戰友們——那些陌生的親人。這絲帕中凝聚著深情的重量,帶著濕潤與光澤,飽滿地闡釋了軍民魚水情深。誠意,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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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來,各民族的文化與生活在新中國的大家庭里發生了什么存續流變與鼎革?現狀如何?這自然也是“70周年”專題要涉及的一個重要方面。
 
  秋古墨(哈尼族)的小說《壩蘭河上》(8期),寫為了爭奪哈尼人的《牛皮鼓舞》的繼承權,鄉與鄉之間進行著激烈的角逐。而最后,兩鄉的頭人和解,各自拿出強項來合作,共同排練《牛皮鼓舞》,參加“彩云民族歌舞大賽”。許多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項目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文化遺產的歸屬繼承和發展,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這篇小說對此進行思索,并給出了一個符合當下和諧社會理念的解決之道。
 
  楊俊文(滿族)的散文《不落的船歌》(8期),是一篇觸探赫哲族文化的佳作,有熱愛,有震撼。他們和魚∕掛在一張思念的網上——作者用這句詩來提煉赫哲族作為“魚皮部落”的內在精髓。寫到孫玉民這個人物:打魚時他是漁民,從船上下來他是作家,而且是赫哲族中唯一的中國作協會員。他的作品不完全產生于案頭,有些竟然是出自小小的船頭。他還是得意于江水對船體的拍打,覺得這種拍打像是生命的律動,而在律動中跳出的文字,又總是讓他感到欣喜與愜意,甚至覺得眼下的江流是文學的流淌,而自己正是這個江流之上的泛舟人——這是文學與生活的多么理想的關系!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赫哲族魚皮制作技藝”、赫哲族獨創的口頭說唱藝術伊瑪堪,在作者筆下,都有著悠遠的深情以及來自生命內部的史詩般的律動。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生命力,發現和寫出這種生命力,才能真正抵達它的魅力,以此為路徑,這篇散文完成得非常理想。
 
  李俊玲(布朗族)的散文《跳躍的河山》(9期),寫布朗族山歌的前生今世。它不僅寫出了山歌的內在精神——在空曠的山林恣意釋放自我;寫出了山歌與世世代代布朗人的生活和勞動的關系;還考據了山歌的種類:“古本山歌”“野山歌”(也叫“花花山歌”、“跑馬山歌”),以及后者蘊含的生命野性;考據了對歌的種類:抬愛山歌(贊美與欣賞對方),苦情山歌(幽怨地哭訴),戲耍山歌(彼此打趣玩耍)等。最后,通過一位步入耄耋之年的奶奶級歌手的嘆息,留下了對山歌式微的嘆惋:老了,我們唱不動了,現在的年輕人也不會唱了,都聽手機唱了。
 
  以感官的便捷為原則,借助科技的現代化,很多飽含原始生命力的文化形式被覆蓋了,而新的文化生命力也不見得能夠創造出來,這確實是值得憂心的。而許多文化保護和對民族文化的記錄與書寫,都不過是回光返照的挽歌。但只要挽歌在,希望就在,如果連挽歌都沒有了,那才是徹底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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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感情,也是共和國70年來值得書寫的重要內容。
 
  王開(滿族)的散文《在皮恰克松地看見了什么》(12期)以一位體驗生活的作家、一個援疆干部的母親的身份,來到新疆的皮恰克松地,深深感受到:皮恰克松地的一草一木于我而言都是至親至愛的血肉之情。每到一處,總有當地的兄弟姐妹招呼她:吃吧,吃吧。她從這“吃吧,吃吧”的真誠中,“悟出一個游牧民族的慷慨性格”。這篇散文中充滿濃濃的愛意和慈悲,而且難得的是,雖然書寫的是一個常見的主旋律,卻寫出了三毛的撒哈拉的味道,意蘊非凡。
 
  楊建軍(回族)的散文《離祖國最近的四天》(7期),記敘自己作為一名援助新疆的干部,在中秋節到新疆邊境的人家去走訪的經歷。身在邊疆,離祖國的心臟似乎遠了,然而,他卻感覺更近了:“在離家萬里的邊疆生活里,有那么幾天我覺得自己離祖國很近很近。”是當地人的古道熱腸的情感,拉近了“我”與祖國的距離。“遠遠看見月爾尼沙汗老奶奶抱著盤子,站在家門口看著車路,見我過來連忙招手,老奶奶邊說邊指,指指家門口的國旗,指指我,又指指盤里的羊肉,把羊肉直往我懷里塞,聽不懂老奶奶說什么,我不知如何是好。翻譯趕來才明白,老奶奶想說,我是國家來的親戚,在她家沒有吃好,必須要帶羊肉在路上吃。”這,是對于民族情感、家國情懷的最好闡釋。
 
  黃松柏(侗族)的散文《那年我們去西藏》(7期)寫1980年,十一位貴州應屆師專畢業生,代表貴州自愿去西藏高原當教師的歷程,其中有高原反應的痛苦,更有對藏族同胞情意的感動,還有把知識帶到高原的成就感,樸實無華,卻有潤物無聲的情感效果。
 
  艾貝保·熱合曼(維吾爾族)的散文《學做一顆星星》(10期),則獨樹一幟地寫了一位“民考漢”的學生對自己民族以及兄弟民族的反觀。“有些地方就完全不一樣,不要說不同民族喜結良緣被當成眼中釘,肉中刺,躲避瘟疫一樣被族人嘲諷,甚至謾罵。”這種省察,可能很多人都有,但難得見到表述。“竟然還有一些人用‘新疆第十四個民族’這樣帶有明顯貶損色彩的字眼,取笑和挖苦民考漢學生。在這些人看來,‘民考漢’背離民族傳統,破壞母語純正,是瓜地里長出的變種瓜,披著民族的外衣,卻不盡民族的本分,不倫不類,因而不能算作維吾爾族一分子,不能代表維吾爾族。”這種直率的批評,雖是不平則鳴,然而也是需要勇氣的。作者對于國家認同和母語純粹性,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不論哪個民族,操何種語言,首先是一個國家公民,學好用好國家通行語言文字,天經地義,絲毫不能含糊。這是國家認同的最重要前提,也是文化認同不可或缺的最堅實基礎,沒有任何理由抵觸和排斥。所謂保護母語的純粹性,其實根本站不住腳,帶有很大的欺騙性、麻痹性。實際上學好漢語獲益最大的是我們自己,對維吾爾族來說更是如此,尤其在南疆,一些鄉村民族單一,生產落后,日子過不到人前頭,其中有一點,就是過不了語言關,走不出家門闖蕩世界——所有這些實在話,既是真知灼見,同時也是出于對自己民族的愛之切。這是一篇有勇氣的文章。我們需要更多這種“針灸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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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民族尤為重情重義,情感書寫也是“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欄專號的題中之義。

  巴音博羅(滿族)的散文《大河守望者》(12期)是獻給父親及一代默默堅守的水文人的歌,讀來令人痛楚又贊嘆:巴音博羅,果然出手不凡!這是一篇有痛感的文字,有父子兩代生命重量的文字,在廣袤的情感與詩意的視野中鋪陳開的文字。它給你錐心之痛,又給你廣闊情感時空中的大安慰。立體的情感總是飽滿而多義的,你無法層層剝離,只有照單全收,含著血淚與微笑。寫詩出身的巴音博羅,注定不會只是貼著地面書寫一個蕓蕓眾生中的父親的生平而已。他是內省而“絕情”的:盡管我與父親的關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并不親密和睦,但我血管里的血脈之河總是在夜深人靜時告誡我:你那以河為生的父親正在衰老、逝去,像人世間最后一道夕陽,絢爛而決絕。它是華麗而哀傷的詠嘆調:哦,父親,父親!帶給我苦痛的生命和北方廣袤原野的父親,帶給我洶涌湍急的數條北國河流的父親啊,雖然我倆性情迥異,愛好迥異,甚至是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精神世界里的完全陌生的人生伴旅者,上天卻讓我們有緣生長于苦難年代同一部家族史的同一根樹椏上。就像肯特里奇的一幅畫,我們因為出生、成長、成熟、衰老、消逝而一起見證生命之歌里嚴肅而荒誕的那部分,那是真實的,也是愛的另一種傳奇——這里面,還可以看出巴音博羅作為畫家的特質。兒子是無法選擇父親的,而兒子又是希望以父親為旗的,當兒子不能以父親為旗時,那“嚴肅而荒誕”的彼此見證,似乎也構成了一首滿含淚花的生命之歌。
 
  巴音博羅完全突破對父輩歌功頌德的“孝子”模式,冒人子之不韙,勇敢地解剖了父親,而又與新時期文學中的“弒父模式”不同,他的解剖不是精神上的超越,從精神上,他早已超越了父親,他要超越的是傳統的父子情感的人倫羈絆,他有恨鐵不成鋼,他也決不認為父親都是對的。這種不韙是含著不忍的,然而他更不愿意背叛自己,違拗自己,他是勇敢而誠實的,決不做作,也不為習見所綁架。在兒子的眼里:我父親天生就是個愛熱鬧,愛開玩笑,哪兒人多便往哪湊的角色,卻偏偏攤上一份這世界上最孤寂的工作——水文測量員。我父親像一條流浪狗一樣無辜卻安靜。我父親在他外表魯莽果敢之下又極其膽怯如鼠。作為這樣一位父親的長子,巴音博羅很小就把自己變為男子漢了,父子的權威秩序,似乎很容易就翻越了。當“藥是他的口糧,酒瓶依然是他的夢和嗜愛”時,作為兒子,除了棄療的無奈,還能有什么呢?連恨鐵不成鋼都沒了,他認了:自己無法選擇的父親,就是這樣一位父親。但再隱忍的痛也還是痛:我知道父親的日子快過到頭了,空酒瓶像一座枯島,而父親是船翻后的一截漂浮的舊船板。對于這樣的痛,他是不加保護的,實際上是更深地把自己暴露于痛苦之中。就連對父親在水文站測流的工作:成年累月守在祖國最偏遠也最荒涼的大河邊的水文工作者——我也把他們稱之為給大河把脈的人,兒子也沒有用“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之類的詞句來進行抒情,而是赤裸裸地直面本質:我覺得沒有語言的生活是一種極其可憐的喪失全部生之快樂的生活。人成為一塊會喘息的石頭,一截會吃飯的木頭,人還使人還原生活的本相:苦澀和無奈。這篇剛性的文字,有冷峻的審視,有詩性的悲憫,是一部壓實了的涓涓流淌著的時光大書,父親——那位老水文工程師,就在兒子的文字中,匯入了時間的永恒河流。

  讀巴音博羅的文字,有一種高手過招的過癮感,實際上,他的文本也是采擷了很多高手的靈魂相通的文字,他的豐富和博大是一讀便知的。或許,高水平的表達總是容易相通,讀巴音博羅的“父親傳”,很容易聯想起一些名作,比如,電影《大河之戀》:表現一條河流與父子三人,大河流淌著生命的意義;再比如,電影《大魚》:表現父子的終于和解,當兒子明白父親對于過去的浮夸講述只是保留一生激情的一種方式時,父親的生命在兒子的懷中匯入了永恒河流。這些似曾相識的閃爍的情感,是一種復雜模糊又堅定的生命交融的父子之情的縮影,它們告訴讀者:并非只有歌頌了,你才算寫對了自己的父親。
 
  每次看到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母親和姐姐,總是被一種古老的情感所浸潤。徐曉華(土家族)的散文《優雅的土地》(11期)寫瓦屋橋這片優雅的土地上,人們致富以后的美好生活,是一篇清新唯美的田園散文。作者寫“金山銀山”背后的“綠水青山”,無不是用含情的目光,而又絕非矯情,無論是雨水中的櫻桃、洋芋花,還是苞谷苗、萵苣,都帶著來自大自然、更來自人心的蔥蘢的美意。“幾個做農活的人,披蓑戴笠打花傘,掏水溝,起苕壟,扯辣椒秧。雨直風斜,雨具起伏,田野就活泛起來……大雨動了屋檐水,嘩嘩潑在檐下的青石上,濺碎的雨點直往身上蹦,老伯還能安睡,心底倒是寬綽。”當“田園荒蕪”成為一種對趨向空心化的農村的普遍慨嘆時,徐曉華這樣的田園書寫,實在是復蘇了一種令人尊敬的傳統散文的優雅,其筆下正該是“優雅的土地”。尤其最后寫到的二姐,是一個向光性極強的人,每一點來自家國的關愛,她都心懷感恩,“一個心懷溫暖的人,最能感知世間的溫暖;一顆善良純粹的心,最能感知歲月的花好月圓。”她愛花、愛人、愛人世,她的柔情與溫存,都有著極其光明的傳達,世界因為這樣的女子而明亮。
 
  楊云芳(普米族)的散文《姐姐的新家》(3期),寫受苦受難的姐姐,承受饑餓和家暴也不肯離婚,一直不離不棄地把姐夫送到墳墓。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必然對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作為妹妹的作者也是如此,然而,她終究又醒悟道:我忘了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她要怎么“爭”才好呢。我忘了她為了這個家就沒念幾年書,她只學會了辛勤地勞動才會有收獲,學會了忍讓,寬以待人……這就是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很多的“姐姐”,她們平和地承受苦難的饋贈,終生留在原地,而又以柔和的目光注視弟弟妹妹們走向遠方。她們不是母親,卻勝似母親,她們以降級的圣母情懷哺育了弟妹,而又不求回報——如傳統母親那樣。當弟弟妹妹們翅膀硬了,就自覺有了拯救姐姐人生的權力:雖然我們出自好心,但無形中導致了對姐姐的生活指手畫腳,情不自禁地告訴她要這樣要那樣,雖然沒有頤指氣使但多少有點先入為主,很多時候姐姐都是被動接受我們的這種“關愛”。過了這么多年,我終于想明白了,姐姐應該擁有她自己的生活,活成她自己想要的樣子。當弟弟妹妹們不再是空降到姐姐的生活中,而是跟姐姐一起站在她的田野上、她的家園中,才真正體會到姐姐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有自己的“詩和遠方”。“姐姐”們面對生活的韌力,實在是看似強大的“弟弟妹妹”們所不能比擬的。她們貢獻愛的同時,使自己強大。
 
  寧克多杰(藏族)的散文《母親》(10期),寫一位藏族母親倔強、正直、要強的一生。她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民族的母親的縮影,唱出來都是歌,寫出來都是淚,然而又仿佛平淡無奇。
 
  除了以上主題,《民族文學》201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欄專號還有一些豐富的內容和內涵。
 
  寫新中國70年來的可喜變化。比如,谷運龍(羌族)的散文《變臉》(10期),通過自己不同時期出國所看到的外國人對自己的表情變化,寫出國家強大對于個人的影響;馬克(回族)的詩歌《祖國,親愛的祖國》(2期),寫共和國的追夢之路;柏葉(彝族)的散文《山寨記》(11期),寫彝族村寨的可喜變化。
 
  寫祖國壯麗河山,抒無限愛國之情。比如,李炳華(滿族)的散文《拾夢澧水河》(6期)、田潤(土家族)的散文《茅巖河,土家人的母親河》(6期),寫本鄉本土本民族的壯麗山川河流;曾入龍(布依族)的詩歌《祖國,比一枚橙子大》(9期)狀寫祖國河山之美,充滿濃濃的民族自豪感。
 
  寫戰勝各種災害,體現國家關懷的。那家倫(白族)的紀實散文《戰勝瘧疾》(8期)寫云南邊疆各民族人民有組織全方位大規模地對瘧原蟲血吸蟲展開大決戰;韓玲(藏族)的散文《劫難深處》(12期),寫對2019年四川藏區的一場山洪泥石流災害的國家救助與民眾自救。
 
  七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各民族的團結、美好、奮進,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底色,也是《民族文學》“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欄圓滿收官的基礎和保證。
 
  來源:《民族文學》漢文版2020年1期
  作者:李美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115/c404101-31549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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