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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驗:可能性與總體性 

文學經驗:可能性與總體性
——由《花城·關注》談起
 
  《花城》雜志自2017年第一期開始策劃了一個“花城關注”欄目,欄目主持人、批評家何平在“開欄的話”里介紹說:
 
  “‘花城關注’應該給中國文學做點什么呢?今天的文學形勢,只要不是妄想癥,就不會自以為是地臆想自己可以創造出一個轟轟烈烈的文學時代。那就做點自己能做的事,就做點《花城》一直在做的事情吧,哪怕只是盡可能地打開當下中國文學的寫作現場,盡可能看到單數的獨立的寫作者在做什么,哪怕只是敞開和澄明一點。我們置身的現實世界,不說最好和最壞的,確實是不同性別、不同職業,從不同的路徑和時代遭遇,被傷害,也可能被成就。作為寫作者,理所應當貢獻的應該是不同的現實感受、不同的文學經驗、想象和不同的文學形式,我們的欄目就是要讓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樣性和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1]

  大多數文學期刊策劃欄目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主題,比如以代際、題材、風格或地域等作為標識來界定欄目特征,但《花城》這個欄目關注的卻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不一樣”“不同性”,是要讓“‘不同’的可能性、多樣性、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對“差異性”“可能性”的關注,何平把它理解成一次“文學策展”。的確,柯律格說:“展覽是有關可能性的藝術。”[2]柯律格好奇觀眾會怎么看待他的展,這是面向觀眾多種可能性理解的敞開。或許,何平也好奇我們會怎樣看待他的“可能性之展”。我們作為讀者、觀眾,對這些“可能性寫作”的可能性理解,也是這一“文學策展”行動的組成部分。
 
  “花城關注”欄目從開始到如今,已整整兩年,總共十二期,展出的作家達三十多個,刊出作品三十多篇。這些作家和作品,涉及很多類型。從作家身份來看,有70后、80后、90后等不同的代際身份,有少數民族、海外等多元化的地域身份,有電影導演、話劇導演、編劇、學者、工人、記者等各不相同的職業身份。身份的差異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對可能性、多元性的遵從。它直接地表明,當代中國文學的創作者,并不局限于通常意義上的、有作家頭銜身份的作協會員們或自由作家們,還有很多寫作者從事著與文學毫無關聯的職業,過著和文學界沒有什么關聯的生活。同時,身份的多元化,本身也意味著經驗的差異化。
 
  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伴隨著中國日益嚴重的社會階層化,以及文學教育的學科化、體制化,今天從事文學創作的力量也逐漸趨向階層化,畸形化的抱團取暖現象愈來愈普遍。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作家普遍有著相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經驗。作家的這種生活形態,與今天中國文學的同質化和平庸化問題,其中不能說沒有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花城關注”欄目展出那些“野路子”性質的作家,比如黎幺、童末、冰逸等,他們所提供的文本,或形式或故事層面,都帶著一些新鮮感。這些新鮮感或許不能夠對當下的和未來的文學形態帶來什么影響,但它們所打開的窗口,照亮著當前時代更多人的生命經驗和精神景觀。黎幺不太參與文學界活動,他相信文學的交往應該回歸到人與人的交往,要以人的角度、而非以作家的身份去生活,而他理解的文學的可能性,也指向人的可能性:“文學對于我而言,基本等同于‘文學的可能性’。……文學的可能性可部分等同于人的可能性。”[3]文學的可能性,終究還是人的可能性,這也是我所認同的一個文學觀點。
 
  我們知道,文學文體風格的變化,并非純粹是一個文學史性質的文學發展問題,根本而言它是一個社會發展、人的精神變化所帶來的表達方式變遷問題。我們所謂80年代先鋒文學的形式實驗,借鑒使用新鮮的敘事技巧只是表現出來的一個外觀風格,更核心的還是使用這些敘事形式才能表達出當年這些先鋒作家的存在感,指向他們的成長記憶、心理創傷和不安的現實處境、迷茫困惑的未來想象等各方面心理內容所凝結成的生命感受,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問題。由此,對于“花城關注”欄目,我最關心的其實是它展出了怎樣的當代“人”生命形態,然后才是這些形態所蘊藏的文學可能性。
 
  關注“人”生命形態的可能性,最直接的理解或許就是人的生活經驗的差異化,為此尋找、展出更駁雜、更多元的作者身份的作品,再經由他們的作品來呈現更廣闊的當代人的生命形態,似乎就是對可能性的表現。順著這一邏輯,我們從“花城關注”欄目,可以看到當代中國人無限豐富的生活經驗,看到很多邊緣地帶的生命狀態。比如次仁羅布、萬瑪才旦、柴春芽等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普通少數民族家庭生活,其中的世俗性和神秘性,有異乎尋常的邊地經驗,也有與非少數民族身份人們一樣的、作為普遍性的人情和人性。還比如袁凌、李若、沈書枝等人寫出的或山區民眾或城市底層人物的生存現實。李若《大勇》故事里的山區現實,買賣婦女背后有著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溫暖事跡和慘烈遭遇。沈書枝《租房記》所記錄的北漂租房生活,其中的艱難與羞澀,沒有經過作家細致的敘述表現出來,很多人是無法想象的。還如科幻作家陳秋帆、趙松、杜梨等人所想象的未來人類的情感特征和生命形式……還有很多難以分類、不可同一化的生活狀態,無需一一列述。
 
  這些差異性,直接地展示出當代中國人其實擁有著非常豐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體驗。那么,這種豐富性,是不是可以扭轉一個針對當前文學現狀的批評性判斷:現在的作家缺乏生活經驗,我們處于一個經驗匱乏的時代!跟隨著本雅明“經驗貧乏”說法的字面意義,這個判斷在我們的文學界流行多年,我們似乎也聽之任之了。如此,“花城關注”欄目這樣直接地展覽出當前文學類型的豐富性,這是否能夠證明我們的作家其實充滿個體經驗、我們的文學也充滿可能性?對此,我不知道欄目主持、策展人的看法,但我個人是持消極態度的。甚至,我通過“花城關注”欄目,看到的反而是一種“經驗豐富、文學貧瘠”的失落狀況。
 
  本雅明《經驗與貧乏》里的“經驗”,并不等同于具體的、各種各樣的生活經驗,而是一種“存在于集體和個人生活中的傳統物”、“存活于人們記憶中的相關的事物”,“實乃積淀在人們心理結構中的文化傳統”。[4]這里面的“經驗”,它關聯著傳統和他人,是一種穩定性的、可以信賴的心理結構、文化傳統。本雅明之所以說“經驗貧乏”,緣由在于歐洲經歷戰爭和現代技術的摧毀之后,以往可信任的、能夠口耳相傳的經驗都變得不再可信,都失去了真實性根基,不再是真理。失去了真理性的經驗,就是破碎的、零散的具體生活體驗,它不再有普遍適用性和繼續傳承的價值。
 
  我們或許不需要糾纏于本雅明的“經驗”概念,但很明顯,我們今天的“經驗”也處于這樣的狀態。背負著二十世紀苦難歷史帶來的文化后果,經歷著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來技術發展和市場化進程所導致的人心變化,我們今天的任何一種生活經驗,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前的,似乎都是一些轉瞬即逝的破碎存在,如幻覺般迅速被否定被拋棄。建立在那些經歷之上的經驗,對于我們、包括對于更新一代人而言是形成不了興趣的,它們談不上任何“真理性”。這就可以理解,為何今天那么多的作家作品,包括“花城關注”里展出的這幾十篇,都難有幾個作品能夠真正打動我們和說服我們。個中緣由,不是因為當前作家們所講述的故事有多大的真實程度,而是它們基本都是這個時代的破碎“真實”。
 
  經驗的貧乏不是沒經驗,而是我們的經驗無法構成有價值的存在。我們有無數的生活經驗,但它們要么構成一種束縛性力量,要么構成一種與我們毫無關聯的垃圾性存在。本雅明說:“經驗貧乏——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似乎渴望新經驗。不,他們試圖從經驗中解放出來,他們渴望一種能夠純潔明確表現他們的外在以及內在的貧乏環境,以便從中產生出真知的事物。他們也并非總是無知或無經驗。倒是常常可以說:恰恰相反,他們‘吞噬’了這一切——‘文化’、‘人’,他們吃得過飽,疲倦了。舍爾巴特極為貼切地描繪了這些人:‘你們都疲倦了,這只是因為你們沒有集思想于一個簡單的、最偉大的計劃。’”[5]對于文學提供的無數破碎性經驗,我們的確已經疲倦了。我們這個時代,不是缺乏經驗,而是普通意義上的經驗已經失效。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對經驗本身的思考,在反思中重建有效性經驗。
 
  有效的經驗,一定是關聯著社會、歷史、時代這些超越純粹個體的帶著總體性特征的經驗。當然,這種經驗不是把個體性拋棄,而是以個體的、真切的、日常的經驗作為基礎,進而關聯到個體之外的他者存在,這是一種新的總體性經驗建構。展出各種文學可能性的“花城關注”欄目里,也觸及了這方面的可能性。比如慢先生,他在訪談里提及:“我寫的很多東西不屬于我這個年代,而是來自我的父輩,他們那個時代的故事有更強烈的沖突,感受上是陌生的,但是用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又是合理得完全能接受和不夸張的。這是他們的不幸,我們的財產,以及后來人值得借鑒和規避的東西。這些都是很珍貴的東西。每一代人應該充分地討論和理解不幸,而不是避而不談,然后竭盡所能地阻止不幸傳遞下去。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能為這件事貢獻最直觀最有效的體驗和見證,是我所理解的寫作的意義。”[6]這是一種非常實用化的文學經驗理解,但是,他在努力打通代際,通過文學的方式,充分地討論和理解各種不幸,在這里,文學敘事把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轉換成了溝通每一代人心靈情感的文學經驗。徐勇曾從重建日常生活經驗為出發點來論述總體性問題:“當我們在書寫日常的時候,我們要建立日常間的所指系統。這是一個個具體的日常所構成的所指的集合。但這些所指之間,并不是任意的、碎片化的,而是有內在聯系的。也就是說,日常雖然是碎片化的存在,但其背后的所指之間卻是有內在的聯系。某種程度上,以日常生活作為方法的寫作,就是一種本雅明意義上的拼接和‘翻譯’,是一種把打碎的花瓶重新拼接成一個完整的花瓶的過程。”[7]重建有效的經驗,或許就是回到心靈深處去重新理解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通過心靈情感來連接不同代際、不同個體,重建一種有歷史也有未來的日常生活世界,建構可以信賴的精神共同體。
 
  慢先生之外,還有黎幺,訪談中也提到自己構思《山魈考》的思想基點:“整個世界便是一個龐大的互文系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意義網絡,人的生命體驗本身也是互文的,一個人的生命包含所有人的生命,書與世界的關系也是如此,書即世界,一本書是所有書,一切都是交織在一起,無法拆解清楚。”[8]黎幺這觀念很理論,他的《山魈考》也帶著實驗性,理論性強。就黎幺的想法而言,這是當前我們重建經驗有效性的路徑,通過文學書寫完成人與人之間生命體驗的溝通,在個體生命與總體性生命之間建立起意義關聯,但就其小說創作的理論化問題,我個人是比較懷疑的,這種理論化的敘述結構和排他性的敘述方式,實質上是阻擋了這個世界真正意義上的互文關聯,它可能會在文本中建構起一個總體性世界,但它也只是文本中的作為知識的總體性,而排斥了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經驗的總體性。在“花城關注”欄目里,類似黎幺這樣的理論化敘述還很多,比如毛晨雨、黃崇凱等,這些看似先鋒的敘事方式,在今天可能反而是些套路化了的寫作習性。過于知識化的敘述,局限在同人圈子的文字游戲,這是一種近似于藝術評論家克勞斯談及的“副文學”:“副文學作品允許不同的爭論、引用、黨派意識形態、背叛和反傳統的存在,但卻不接納慣常用在文學創作中的連貫性、一致性和堅定的決心。”[9]副文學其實就是把理論論述文學化,或者把文學敘述理論化,這是后結構主義理論家們攜帶而來的時髦化寫作,它可以是理論書寫取向,但很難是文學敘述的未來。
 
  這個時代的先鋒文學,或許不再是建立在文學知識基礎之上了,因為知識所代表的傳統經驗已經失效,它無法召喚更多的人心。作為知識的文學,它也抵御不了當代理論的無限制解構。“知識”這個龐然大物,已經成了一種粉碎機般的存在,可以把一切“經驗”納入并摧毀,這不是文學創作該去填充的所在。相反,文學需要的是非理論化經驗、非震驚性體驗,是重建我們日常生活方式的基本經驗,是重構理論化知識的情感性經驗。這些經驗,或許有其傳統性,但一定不是僅僅存在于過去的傳統,而是與我們今天的生活直接相關的傳統,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日生活和未來命運的傳統。今日的文學期刊或許可以更多地思考如何重建當代人的生活經驗。策劃何種文學欄目不是為文學理論添磚加瓦,而是為我們的個體性和總體性生活提供鹽分,調動我們最基本的感情,由基本的人性、情感來抵御各種力量的侵襲和解構。共同體是靠情感建構的,總體性唯有在情感性、精神性層面才可能存在。
 
  由情感來開啟新的總體性如何可能?或許,科幻小說所想象的未來人類命運遭遇,才可能激起今天的人去重建新的精神共同體。劉大先評論劉慈欣小說時提到這樣一種新的“總體性方案”:“……想要擺脫片面與片段的困擾,必須重啟爐灶,找到一種適應于時代的總體性賦形方式,就文學而言,劉慈欣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個案。……這是一種后純文學時代的自然選擇,它不滿于數十年來‘純文學’話語所形成的關于人性、個人、內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現與象征,顯示了文學作為以超越性為內在支撐的藝術的回歸。”[10]在“花城關注”欄目,有一期集中展出了四篇科幻或者說帶有科幻性質的作品,不可否認,這幾個故事更抓人心,它們以未來作為方法,思考現在的“人”,這個“人”指向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無形中建構起新的總體性感覺。
 
  還可以提及這個欄目中出現多次、占據最大篇幅的“地方性”寫作問題。2017年開欄第1期的少數民族導演寫作,第2期的“異境”,2018年第1期的“多民族文學”,第3期的“野外作業”,其中包括萬瑪才旦、柴春芽、段愛松、黎幺、聞人悅閱、次仁羅布、阿拉提·阿斯木、黑鶴、丁顏等作家。“策展人”之所以熱衷于地方性的、異境性的文學,或許也是出于一種普遍性的文學認知:文學的可能性來自于經驗的差異性。但我以為,這些作品存在的最大價值,不是差異性和異質性,反而是潛藏在差異背后的、帶有普遍性意義的“文學性”,它們表現為與我們有情感共鳴的共同性經驗。地方性,應該始終關聯著總體性,從地方回到民族、回到人類。重建完整性經驗,是在個體差異性體驗中發現時代性、歷史性經驗,在異域的、地方性的經驗中發現世界性、普遍性經驗。
 
  最后,回到“花城關注”欄目。這種對“可能性”的文學展覽,它既展出困境,也展出希望。一個期刊文學欄目,它可以是我們觀察當下整個漢語文學狀況的窗口,從中看到風格多樣的文學樣態,它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或許都有不盡人意之處,但不期然間也可能發現些欣喜。拓展而言,當前眾多的文學期刊還在維持,我們還對新生的文學抱持著熱情,難道不都是為了這零星的欣喜和希望?而文學意義上的欣喜與希望,如何能局限于個人和地方?如何能滿足于破碎和片面?它必然是情懷的、精神的、超越的、總體的。對可能性的關注,于當前而言,可能是在求取差異性、異質性的同時,也考慮著共同體情感的修復,以及對總體性經驗的重建。
 
  注釋:
  [1] 何平:《開欄的話:一個報信人,來自中國文學現場》,《花城》2017年第1期。
  [2] 柯律格、英國商報:《柯律格:展覽是有關可能性的藝術——專訪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策展人、牛津藝術史教授》,《藝術設計研究》2014年第3期。
  [3] 何平、黎幺:《訪談:“而我們是自棄于時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4] 參考雎圓竹:《技術時代的藝術處境——本雅明與藝術現代性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4期。
  [5] [德] 本雅明:《經驗與貧乏》,王炳鈞、楊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
  [6] 何平、慢先生:《“每一代人應該充分地討論和理解不幸”》,《花城》2018年第6期。
  [7] 參考:《新時代與文學的總體性視野——第八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18年第1期。
  [8] 何平、黎幺:《訪談:“而我們是自棄于時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9] [美] 羅莎琳·克勞斯:《后結構主義和副文學》,《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神話》,周文姬、路鈺譯,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頁。
  [10] 劉大先:《總體性、例外狀態與情動現實——劉慈欣的思想實驗與集體性召喚》,《小說評論》2018年第1期。
 
  來源:《當代文壇》
  作者:唐詩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16/c404030-314031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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