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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于現代詩的公共性

唐曉渡:內在于現代詩的公共性
——在第八十一回“京都論壇”的發言(提綱)
 
  唐曉渡先生自選詩學文章之四:
 
  時間:2007年12月8日
  地點:日本京都Righa Royel Hotel
 
  一,質詢和疑慮
 
  一個感覺有點奇怪的題目:看起來像正題,讀出來像反題,仔細想想更像一個悖謬。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當然和中國的特定歷史語境有關,首先和某種集體的“創傷記憶”有關:由于長期受大一統意識形態的支配,由于這種意識形態恰恰是假“人民”和全社會之名,由于以這樣的名義實行垂直支配曾經給全社會、包括詩人和詩歌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當代中國詩人,尤其是先鋒詩人,對“公共(性)”一詞往往持有某種特別的警惕,以至過敏——它太容易令人想起曾經像緊箍咒一樣具有強制力,但內涵和活力早已被消耗殆盡的“社會/ 人民(性)”,并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推動著中國當代詩歌變革的幾個關鍵詞,諸如“主體性”、“詩歌本體”、“個人寫作”等相齟齬。此外則緣于當代中國人文公共空間的發育和拓展,在無從擺脫的受控條件下一直步履維艱,而且往往采取被扭曲的方式(上世紀70—90年代處于“地下”、“半地下”狀態的民間詩歌正是其中最觸目的一個奇觀);90年代以來更是被權力、財富和急劇膨脹的大眾消費文化合謀造就的、以“娛樂至死”為特征的“平面化”潮流所擠迫,精神生態嚴重失衡。正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無視“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的界限一樣,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和“公眾空間(popular space)”也往往被混為一談。這樣的空間有時也會向詩人發出邀請,前提是作為點綴或陪襯,以更加突出那些長袖善舞的作秀政客、腦筋靈活的商界精英,以及企業巨子、體育明星、影視大腕、超級男女,總而言之,那些真正的“大眾情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頭腦最清醒的詩人也有理由對“公共人”的說法感到猶豫不決,因為他無法判斷,這到底是一種褒獎呢,還是一種貶損?
 
  或許首先應該厘清“公共人”的本義?但即便如此,疑慮大概也不會歸于消失。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公共人”,是指具有公共精神,能基于敏銳的問題意識,超出個人或所屬社團的利益思考和行動,并在公共空間內得到普遍認同、被社會共享共用的人。這一理解綜合了“公共”一詞的兩個古希臘詞源(即pubesormturity和koinon,分別相當于現代英語中的public和common)及當代的有關觀點,雖然較之一些更為謹慎的說法,例如羅爾斯的“交疊共識觀”或“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規劃”多出一點理想色彩,但想必不離左右。問題在于,詩人和“公共人”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尤其是在同一個生命個體內部)?或者換一種問法:一個詩人究竟在什么情況下會被視為一個現實的,而不只是意欲中的“公共人”?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會同意(或樂于同意),自己既是一個“為人類工作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永遠的孤獨者”,這二者之間難道沒有存在一道深淵,一道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需要進一步追問:他是怎么越過這道深淵或鴻溝的?他真的越過了這道深淵或鴻溝了嗎?
 
  二,傳統詩歌中的公共性
 
  中國詩人對詩歌中的公共性問題從來就不會感到陌生。因為中國不但有著偉大的詩歌傳統,而且有著悠久的“詩教”傳統。所謂“詩言志”,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都體現了某種內在的公共視角。主導中國傳統社會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致力于道德完善(所謂“修、齊、治、平”)的“君子”;世界上恐怕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哪一種文化,曾經像中國傳統文化那樣,把詩置于造就“君子”的六門功課,即“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的首位,并且把包括詩在內的人文之道,作為一種“大德”,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提到“與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的高度(《文心雕龍·原道》)。對傳統詩人來說,公共性大概不會成為問題,就像詩的合法性、詩人的身份不會成為問題一樣。所有這些作為背景和資源,都提示了詩歌中公共空間的可能閾限和縱深。
 
  三,新的地平線
 
  然而我們卻必須立足一條新的地平線,重新探討內在于詩歌的公共性問題。這條新的地平線就是對現代性的追求。至少存在著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對現代性的追求。
 
  一種是指從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都市化,一直到現在所謂“全球化”進程的現代性,用奧克塔維奧. 帕斯的話說,那是一種世界性的追求。在中國,這樣的追求以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為首要歷史目標。三個階段: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對權力的角逐;計劃經濟模式的工業化和社會工程論意義上的管理理念所導致的政治垂直支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導致的“新叢林法則”及商業主義、消費主義的盛行。迷失和幻滅:跟著“現代性”屁股的詩。然而無論怎樣迷失,怎樣幻滅,對這種“現代性”的追求都是,至少目前仍然是一股似乎不可抗拒的潮流。現代人的同一處境:現代性的打工仔;“人”的抽象化、貧乏化、“單維”化。
 
  另一種現代性與前一種現代性既彼此平行又相互齟齬,更準確地說,是建立在批判前者的基礎上,其要旨在于對被前一種“現代性”的追求所遮蔽、所遺忘的更廣闊的“生活世界”(胡塞爾)或“親在之在”(海德格爾)的揭示和守護,重建人與自然、世界和自我的有機聯系。我們可以一般地說這是一種追思、追問存在的“現代性”,也可以在極端意義上稱之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西方自浪漫主義以來,中國自五四以來,尤其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這種現代性的追求同樣形成了一個自身的傳統。由此定義了詩歌自身的“現代性”,并導致了現代詩相對于傳統詩在詩的本體、功能、詩人身份,包括內在的公共性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野。換句話說,現代詩的公共性問題從一開始就內在地包含了對前一種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和傳統詩歌不同,現代詩的公共性問題是一個開放的概念。
 
四,個體發生:探討現代詩公共性的獨特角度
 
  探討公共性的前提之一是文化和價值的多元化和多樣化,但是,往往正是在相對封閉和單一的歷史語境中,更能體現出詩歌的公共價值。另一方面,如果說公共哲學所要探討的是某種“交疊共識觀”,是“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規劃”(羅爾斯語),那么,大多數詩人可能會對之退避三舍。因為詩人更看重的是個體的主體性、語言的獨創性,是發出個人無以替代的聲音。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當代中國,“公共”對一個詩人來說更近于一個貶義詞。
 
  但正是從類似的悖謬或誤解入手,可以逕直切入有關現代詩公共性問題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詩人是從追求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分離出來的最早的“個人”,而詩一再被邊緣化意味著詩人越來越成為啟示性的“個人”。社會政治和倫理意義上的公共性重在建立理性、健康、公正的公 民社會和國際秩序,現代詩的公共性則重在鍛煉敏感、豐富而活躍的個體心靈。正如沒有合格的公 民,就談不上公 民社會的建設一樣,沒有一顆情思豐沛的心靈,就不會有真正合格的公 民。現代詩的公共性本不待于公共哲學的發育,事實上它一直在作為個體的詩人或詩歌讀者內部發生;而之所以說現代詩的公共性是內在的,是因為它始終以先于而又不同于一切公共語言的方式,發生并作用于個體的心靈。西默斯·希尼的一句話在我看來恰好在美學和倫理兩個層面上同時觸及了問題的核心,那就是“在一念之間抓住真實和正義”。這是現代詩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詩人不可讓渡的自由;是他唯一應該遵從的內心律令,也是他作為公 民行使其合法權利的最高體現。
 
  五,破除權力的符咒
 
  關于現代詩的公共性有著廣闊的探討空間,但如何破除權力的的符咒仍然是最重要的支點或樞機。哪里有霸權,哪里就有公共性。“人和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和遺忘的斗爭”(米蘭·昆德拉)。“權利”和“權力”。“公 民社團”和“事業社團”(奧爾肖特)。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歷史語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權力之眼的逼視”(或誘惑)仍然是橫亙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權利”和“權力”在漢語中發音相似,現實中也每每混而不分。一方面是權力的泛濫,另一方面存在著大量“匿名的大眾”。權力話語:被權力施加了符咒的公共話語。基本的問題情境可從語言層面上歸結為發話/受話的結構和發話者/受話者的關系。極 權社會特有的權力結構:受話方必須或直接或間接、或被迫或有選擇地回答Yes 或 No(拒絕回答也是一種回答),由此決定了發話者/受話者的關系是垂直、任意支配(前極 權社會)或彈性、終端支配(后極 權社會)的控制/受控關系。“體 制 內或體 制外(非體制化)寫作”的分水嶺:能否破解這種由權勢所規定的關系(能否戰勝由其所訓練出來的恐懼和怯懦心理)。更復雜的問題情境:強 權和商業主義、消費主義混而不分的“聯合專 政”。真正的自由寫作則是從根本上超越這種單向的權力支配關系,使發話/受話的結構和發話者/受話者的關系成為一種多向互動的過程,由此不斷擴大詩的公共空間。
 
  六,問題和可能
 
  中國當代詩歌,尤其是先鋒詩歌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拓展其公共性空間。“精神自治”:一場語言中與權力和現實的雙重博弈。形式或軌跡:由“地下”而“民間”而“個人寫作”。只身深入中孤獨的成熟:今天已不再會有哪一位詩人宣稱要“給公眾趣味一記響亮的耳光”,而更多的是“只為自己的閱讀期待而寫作”,“以亡靈的聲音發言”,并希望用“影子作者、前讀者、批評家、理想主義者、‘語詞造成的人’”這樣一種“多重角色”構成的“自己”,確認其作為詩人的“真實身份”(詩人歐陽江河語)。現代詩必然疏離那種既在、了然、自明的“現實”,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某種程度上尚屬秘密的是它所“追尋”的現實--體現為文本的、可由創造性閱讀的不斷參與而不斷得以自我揭示的現實。這樣的現實既是其獨特的公共空間,也是公共性的生長之地。一般地指責現代詩“脫離時代”、“脫離現實”是沒有根據的,真正值得重視的是如何建立與讀者的創造性互動關系。新的“詩教”:一種以對話和潛對話的方式,由作者和讀者(包括批評)共同完成的相互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拯救和彼此拯救。這里的“對話”同時包括和特定語境中的“他者”對話,和內部分裂、沖突的自我對話,以及和滲透在這二者中的歷史和傳統對話。對話不僅意味著面對共同的問題,應對共同的挑戰,建設共存的精神生態,而且意味著相互尊重個性和差異,意味著活力與能量的彼此交換和汲取。
 
  不同于一般的公共知識分子,現代詩人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然而,正如“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關于社會存在的哲學”(哈 耶克語),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也以觸摸、揭示和守護被遮蔽、被遺忘、被異化的“生活世界”(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探索把日益彼此疏離的生命個體、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重新結為一個整體的可能性為己任。這是自由和使命的辯證。內在于現代詩的公共性意指:詩歌從一開始不只是一種個體經驗或想象力的表達,或一門古老的語言技藝,它還是人類文明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維度。
 
  作者:唐曉渡
  來源:中國詩歌網
  責任編輯:蘇琦
  原載于《詩江南》2013年第5期 
 
http://www.zgshige.com.cn/c/2019-07-03/100924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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